北京798一幢白色建筑的二層，整齊擺放著數十排數據服務器，這是中國最大的電信中立互聯網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世紀互聯數據中心。這家公司目前管理超過1.4萬個數據服務器，為超過2000家客戶提供信息存儲，包括百度、阿里巴巴、騰訊、360、京東、中央電視臺等等。假設按照每臺服務器存儲數據位相同估算，世紀互聯數據中心擁有的1.4萬個數據服務器的信息存貯量為24拍（PB：Petabyte拍字節，1PB=1024TB）。

一個國家或者全球的數據擁有量的統計方法，是根據統計數據存貯中心（Data Center）服務器存儲的數據總量。根據至頂-云技術第一門戶數據中心發表的《2013：硬件重構與軟件定義》報告，中國現有保存下來的數據容量大約在5EB（Exabyte艾字節，1EB=1024PB）左右，目前有300萬臺以上的服務器運行；而全球目前運行的服務器總量超過5000萬臺，美國運行的服務器總體容量接近1000萬臺。雖然中國是互聯網、計算機、手機使用人數的世界第一大國，但中國的服務器不及美國的1/3。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IDC（Internet Data Center）互聯網數據中心存儲報告分析，2010年中國新增數據量為250拍，日本為400拍，而歐洲為2000拍，北美主要是美國為3500拍（見圖1）。

在中國，被保存下來的5EB數據分屬媒體、互聯網公司、政府部門以及電信企業、以及金融、教育、制造、服務業各部門部分，各占據5EB 的1/3。處于大數據時代，人們對知識資產大數據的價值評估提升，開始把數據稱作新財富，其價值堪比石油。基于對數據商業機會以及決策支持進一步的理解，一場從未有過的跨越政商界限的掘金游戲在全球上演。

企業有理由守護企業的數據財富。互聯網公司與電商花了大力氣以及大價錢收集的數據，似乎有理由不向全社會無償提供。以阿里淘寶為代表的電商們，基于后臺強大的統計分析功能收集大量用戶的行為特征，根據用戶之前的購買行為、瀏覽行為、商品關聯以及時間線預測，使用“猜你喜歡”向你推薦商品，這種關聯規則的數據挖掘，使電商清晰地認識用戶需求，時時追蹤3.02億的網上消費者。

目前取得的共識是，在所存儲的數據中，中央政府各部門、地方政府以及履行公共服務職能的機構與企業所占據的1/3數據，是所有信息當中質量最高的，這是由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所決定的。如統計、稅收、預算、土地、就業、空氣質量、治安，乃至公共圖書館、道路狀況等等。

縱觀大數據時代的社會公眾，這是信息擁有與消費不平等的時代。國家、企業、個人三者扮演的角色與處境，自然人是獲取信息能力最低也最不容易使用信息的“弱勢群體”。事實上，公眾成為互聯網公司與電商時時跟蹤的小白鼠，同時，他們無時無刻不向政府機構提供個人信息，從出生開始，各種登記紛至沓來，戶口、學籍、婚姻到稅收不一而足；此外，公民還有義務配合全國人口普查，故意不配合者，要受到《行政處罰法》的處罰。

普通公眾在大數據時代除了在社交網絡留下“垃圾信息制造者”（Spammers）的名聲之外，我們還能獲得需要的信息嗎？人們是否有權利要求政府公開原本屬于全體人民的數據呢？

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的困境與異化

“政府信息公開像是一口大鐘，要有人去撞它才會響。”這種政府與社會特定人群點對點的關系和一對一的回應，其交互成本非常高，正是由于獲得政府公開信息的不易性，事實上壓抑了人們對“知的需求”。

答案是肯定的。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第165次常務會議通過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普通公眾向政府申請信息，被稱為“信息公開”。這項條例具有打造透明政府的進步意義，不僅使政務公開有了法律依據，而且為公眾獲得知情權提供了法律保障。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后，從中央政府各部門到地方政府網站都設有“信息公開”專欄，并受理公眾申請政府信息，也會不定期地公布《政府信息公開年度報告》。公眾真的能向政府要來你所需要的信息嗎？

如今已經在山東省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清華大學學生李燕，2011年在清華讀碩士研究生，為做論文，曾向十三部委申請公開相關副部長的分工職責等信息（這13個部門沒有主動公開上述信息），她的要求以各種理由被拒絕。為此，李燕把拒絕公開信息的國土資源部、教育部及科技部告上法庭。在法院等多方努力下，科技部通過電子郵件回復了她“副部長分管部門、兼職狀況及負責聯系的單位”等信息，教育部、國土部也先后在其官方網站公開了副職信息。李燕最終撤回起訴書。李燕說：“政府信息公開像是一口大鐘，要有人去撞它才會響。”

三年過去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向兩政府部門申請信息公開，嘗試“撞”一下政府信息公開這口“鐘”。首先是國家統計局，記者5月27日在其門戶網站申請信息公開，在“所需信息的內容描述”與“所需信息的用途”欄中，記者寫道：希望得到“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財政預算預結算信息”，用于“新聞報道”。同一天在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務門戶網站，記者亦向北京市政府申請信息公開，受理機關為北京市信訪辦；所需的政府信息特征描述是：2013 年信訪辦接受來信來訪的數量，以及來信來訪前三位的分類狀況。

自5月27日發出兩份申請后，6月3日，記者首先接到國家統計局依申請公開受理部門的電話回訪，核實記者的基本信息，并說要與相關司局溝通，之后給予答復。6月17日，記者收到國家統計局郵件，告知將延遲答復。郵件說：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我局應當自6月17日之前做出答復，現因無法按期答復，經我局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機構負責人同意，將延期答復，最長不超過15個工作日。

7月8日，發出兩份申請的第30個工作日，也是統計局告知延期答復的最后一個工作日，記者終于收到了署名為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管理中心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其中寫道：“經查，你申請獲取的信息屬于公開范圍。”告知書羅列了中央財政、投資安排的三部分經費，同時表示，地方政府也安排了必要的人口普查經費，但這屬于地方政府的事權。如記者需要這方面的數據，建議直接向各省市區相關部門詢問。

而北京市政府信訪辦則直到6月27日也一直沒有任何回復，經電話溝通，對方回復說：沒有收到申請，理由是可能在垃圾郵件內沒有看到。

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為了獲得一個信息或者一個數據，要走一套嚴格的程序，以及等待一個多月的漫長時間呢？這種政府與社會特定人群點對點的關系和一對一的回應，其交互成本非常高，正是由于獲得政府公開信息的不易性，事實上壓抑了人們對“知的需求”。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收集了國務院25個部委2013年申報信息公開件數，排除涉密的國家安全部和國防部外，收到申請信息公開件數上千件的只有國土資源部和環保部，分別是2258件與1076件，其余21個部委均在千件以下，不足百件的有12個部門，最少的是國家民委和文化部，全年只收到信息申請13和12件（見圖2）。

國土資源部收到申請信息公開件名列第一并不奇怪，依據對省、市、縣三級政府所收到的信息公開統計觀察，規劃與建設部門收到的信息公開申請量最大。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教授王敬波告訴記者，目前政府信息公開已經陷入異化的困境，申請信息公開正在成為信訪的第二部門。

“一些長期信訪戶成為信息公開的主力軍，其中多半都與拆遷有關。人們申請政府拆遷決定書、拆遷經費的撥付、領導的批示、會議紀要等等。當人們的信訪訴求得不到回應時，轉而申請政府信息公開，甚至有個別省份的人一次申請上千個信息，或者是幾百個人聚集在一起申請信息公開，上訪者把信息公開變成與政府斗智斗勇的手段了。也有人向政府申請歷史信息，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的信息，等等，所申請信息范疇是現行制度體系框架內難以滿足的。” 王敬波對記者說。

當政府正在邁向公共信息開放，前進于促進人民的知情權和實現人民監督權的路途上，卻萬萬沒有想到，一些人把滿足知情權的政府公開信息，綁在了與利益訴求與保障的戰車上。而信息公開并不承擔利益訴求與個體的利益保障。這使原本剛剛上路的信息公開面臨新的困境。

大規模開放政府信息的隱痛

一些“戴帽”項目在建的過程中，可能必要的手續都不完備，現在要政府拿出這些信息，首先是政府部門可能就沒有，其次是拿出去將不利于政府形象。當一個人家里沒有收拾整齊的時候，是不好意思請人到家中做客的。

理解政府信息公開有兩個重要的基本概念，一是公開，二是發布，相比較點對點的信息公開，信息發布是將信息或者文件“廣而告知”，是政府點對應社會面的關系。目前，就信息發布而言，各級政府每年都在增加信息發布的數量。以收到申請信息公開件數最多的國土資源部為例，2013年，國土資源部門戶網站共發布各類信息1.6萬余條（2012年共發布國土資源信息6.4萬余條，土地市場、礦業權市場集成發布公告公示類信息50萬余條），應該說，政府信息主動公開信息量不小。但是人們最關心的征地信息，比如征地范圍，補償標準與安置等信息發布供給不足。

是什么原因讓擁有較高質量的政府數據，不能轉化為社會提高生產力的催化劑？歸納有三個問題：首先是行政分割導致人為壁壘，部門利益把自己所掌握的數據和信息作為部門獨享財富和“傳家寶”；其次是各種數據支離破碎，很多數據甚至沒有經過整理，更無從談建立數據庫，導致數據的可用性非常低。最后是信息保密范圍的界定不清晰。

前不久，江蘇省中北部某市市委宣傳部負責人對記者講述了一個數據的故事：因該市產業定位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所以需要查閱當地所有文化產業企業的基本情況。為了收集數據內容，宣傳部門與包括統計局、財政局、稅務局、工商局和文化局五個政府部門溝通，結果令人沮喪。統計局稱，因為統計內部的部門劃分原因，沒有單獨的相關數據，而是分散在三大產業之中，如果需要查閱，必須單獨整理，將有關情況手動剝離出來，但也無法確保完整性；財政局稱，沒有掌握有關數據，應該在稅務部門手中；而稅務局稱，其內部操作的相關數據，按照有關規定，無法提供；工商局稱，他們只有企業的基本情況，而沒有跟蹤的財務數據；文化局雖然有相關的企業名錄，卻沒有具體的企業數據。于是，該市宣傳部門只能將從上述政府部門收集到的數據基礎上，進行加工整理，即便如此，也只是個基本情況，既不全面也不完整。

這個案例在基本層面反映了目前中國政府數據碎片化的狀態。自2000年全面推行電子政務以來，各級政府都建立了政府網站［以省以下行政區劃單位統計（不含港澳臺），全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333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以及2856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但是，“每個政府部門建的系統，都是你建你的，他建他的，并且獨立封閉運行，政府部門之間無法共享也不能分享（信息），也缺少不同級別的政府間縱向合作，在某一轄區內的政府間部門也沒有建立橫向的合作，各級政府部門后臺信息的統一性嚴重缺位。”清華大學電子政務實驗室主任孟慶國教授說。

部門間的數據整合之難是有先例的。2006年，北京市政府投資3000萬元人民幣推行市民卡，這是一張集合繳納水電費、社保、公交出行及銀行支付等的多功能卡，北京市經信委曾設想以此一卡，替代北京市民擁有的27張各種卡片。在試點時期發行了10萬張卡，之后就沒有下文了。這是個政府部門數據整合失敗的案例。一張市民卡打破的不僅僅是政府部門間的數據分割，實質上觸動了部門間的體制樊籬。北京市經信委主任張伯旭曾對媒體說，“技術（實現）上已經不是問題，目前的問題在于卡的后臺服務是分離的，卡具、結算等都是獨立的，所以解決問題不在卡片身上，而是在資源整合上。”

所謂政府的數據，說到底是部門的數據，各級部門掌握著大量的基礎信息，但也僅僅是完整數據鏈條的一個結點。如果僅僅開放數據的幾個點或者幾個環節，斷裂的或者分割的數據不能共享或者未經過整合，談不上是高質量的數據。

人們可以留意大多數政府門戶網，目前所公開的信息大多是規范性文件，比如政策法規、各種規定，以及部門領導人的講話。“比如涉及到商業領域的招標，人們可以查到辦事部門、流程、依據與結果，但是唯獨缺少招標與政府采購的動態信息。總體來講，政府的文件或者是靜態信息容易獲得，信息量也比較豐富；而動態的會議或者決策的過程基本上沒有。”孟慶國說。

政法大學教授王敬波把政府信息公開比喻為是政府自己揭自己的蓋子。她說：“信息公開實質上是政府全流程行為的反映。在政府的運作當中，原來政府如何干、怎么干都是自己的內部的事情，一旦信息公開意味著把政府置于公眾全視野范圍下。政府一方面希望推進信息公開；一方面隨著信息公開深度的增強，受到政府自身治理水平的困擾，目前政府的行政管理，無論是規范與制度化程度都達不到信息公開的要求。”

比如在快速經濟發展當中政府有些行為不是那樣規范，比如“綠色通道”、“特事特辦”，這些“戴帽”項目在建的過程中，可能必要的手續都不完備，現在信息公開要政府拿出這些信息，首先是政府部門可能就沒有，其次是拿出去將不利于政府形象。當一個人家里沒有收拾整齊的時候，是不好意思請人到家中做客的。

中國從1999年開始實施“政府上網工程”，到2000年電子政務全面推行，以及2006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頒布，信息公開經歷了三個階段。孟慶國評價我國電子政務發展成績與不足時說，“各級政府門戶網站體系基本形成，政府信息內容建設與服務取得顯著成績，政府業務應用系統建設推進順利，電子政務基礎性工作和應用能力明顯增強。但是存在不足，主要是信息資源管理和建設存在體制性障礙，業務系統水平低，應用和服務不深入等等。盡管實施政府電子政務已有15年，每年的投入約有3000億元人民幣，總體來看，投資的邊際效用比較低，電子政務水平的各項指標世界排位都比較低，與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位極不相稱。”

2013年全球競爭力排行榜，綜合競爭力中國內地排名第21位，其中政府效能排位第41名，技術設施第20位，教育設施第40位。而根據《2012年聯合國電子政府調查報告》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電子政府發展排名第78位，前五名是韓國、荷蘭、英國、丹麥與美國。上述數據顯示，目前與服務型政府改革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

依法劃定數據保密與開放的邊界

“身處大數據時代，遇到兩個方面的矛盾，一個是國家安全需要更多的國家信息的保密，一個是信息公開是大的趨勢。但現實是，我們兩邊都不靠，該保的密也沒保住，該公開的信息也沒公開。”

當年清華學生李燕向13部委申請公開“各副部長分管部門、兼職狀況及負責聯系的單位”等信息，教育部等單位拒絕公開的理由是：所申請的屬于我部機關在日常工作中制作的內部管理信息，且與您的特殊需要無關，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實施<條例>若干問題的意見》（國辦發［2008］36號）及其他文件規定，一般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

至于“其他文件”是什么文件，教育部工作人員稱這是一個“內部規定”，具體的文件名稱和文號均不能告知。

公眾依《條例》申請政府信息公開不容易， 除了所謂的“內部規定”之外，更多的是遇到行政機關屢屢以申請公開的信息屬于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等公開的“例外事項”為由拒絕公開。國務院各部委信息公開的年報顯示，有關政府數據公開申請處理結果中，確有因“涉及國家秘密依法不予公開”的記錄。比如公安部，2013年在對有關受理的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處理意見時，在243件信息公開申請中，有50件“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范圍”，有11件是“涉及國家秘密依法不予公開”的。

當前，與現行《信息公開條例》之間有交叉的有《保守國家秘密法》和《檔案法》兩個法律，后兩者是國家的大法，而《信息公開條例》屬于行政法規范疇。在我國，按照憲法和立法法規定的立法體制，法律位階共分六級，它們從高到低依次是根本法、基本法、普通法、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顯然，《信息公開條例》的法律位階低于《保守國家秘密法》和《檔案法》，下位階的法律應該服從上位階的法律。這就使得對“國家秘密”等例外事項的判斷必須依賴于《保密法》等法律法規，甚至是各級行政機關的規范性文件。行政機關有可能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方式擴大不公開范圍，公開例外事項的范圍實際上處于極不確定的狀態。

但是，在法學專家王敬波教授看來，高低位階的法律與法規相遭遇，更深層面反映的是政府運作體制與理念，是以公開為原則還是以保密為原則的問題。她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保守國家秘密法》是國家大法，《信息公開條例》是第二位階的，那兩者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政府機關當然優先遵守《保守國家秘密法》。但是，如果按照國家要治理現代化的標準來看，透明政府是標準之一，尤其是公共權利的運作規則，這兩者在位階上的差距實際上與原則是不相匹配的”。

為此，王敬波等法律專家們一直在呼吁制定《信息公開法》，以改變《信息公開條例》低位階而不能承載信息公開的功能。王敬波教授承認，這項工作的推進有很大難度，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也只限于學界的討論中。但是她認為，當下可以做的是嚴密定義及限制《信息公開條例》“例外”的范圍。

她介紹說，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例外事項的規定過于原則，《條例》的第十四條只規定了“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 三項公開的例外事項，這三條不僅寬泛，還存在大量不確定概念，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很大。從世界范圍上來說，如果從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的角度講，對我國信息公開的例外事項需加以規范，“例外事項”必須用列舉的方式，所謂列舉就是要把不能公開的逐條例舉，而且必須詳盡，防止“例外事項”被擴大化解釋。

在信息公開先行一步的西方國家，比如以英國為例，在其《信息自由法》中明確列舉了25類可能免于公開的信息，并通過通關檢驗進一步判斷某類信息是否可以不公開。其中，8類信息屬于絕對例外，不需要進行相關評估；另外17類為相對例外，需要以信息本身是否適合公開為標準——如果能證明公開對公共利益的好處更大，則可能被公開。

“我們現在對信息公開的范圍規定是有缺陷的。身處大數據時代，遇到兩個方面的矛盾，一個是國家安全需要更多的國家信息的保密，一個是信息公開是大的趨勢。但現實是，我們兩邊都不靠，該保的密也沒保住，該公開的信息也沒公開。”王敬波教授說。

中國大數據戰略何時出臺

從目前政府就有關應對大數據挑戰與應戰看，似乎只有“搶”的意識而沒有“搶”的行動。我們是否已經為“抓住機遇”做好準備了？我們能否在大數據時代讓自己“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

孟樸是世紀互聯數據中心有限公司總裁，同時也是工信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的職能之一為工信部在通信、互聯網及網絡經濟領域的公共決策提供支持。作為一家數據存儲公司，他對美英等國家將“大數據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的信息十分敏感：

奧巴馬政府在2012年宣布投資2億美元拉動大數據相關產業的發展；英國商業、創新和技能部在2013年年初也宣布，將注資6億英鎊發展8類高新技術，大數據獨攬其中的1.89億英鎊。

面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大數據，力爭在這一革命性領域取得領先位置的行動，當記者提出鑒于主要發達國家均制定了大數據發展戰略，您是否認為中國政府制定此規劃或者戰略已經迫在眉睫？孟樸說，“答案是肯定的。”他認為：“大數據戰略是美國政府自1993年制定信息高速公路國家戰略之后的又一個國家戰略。從上世紀60年代的數據處理，到70-80年代的信息應用，再到90年代的決策支持模型，進入2000年后的數據存儲和挖掘，再就是今天的大數據。大部分與大數據相關的技術和分析應用是從2010年左右開始出現的，大數據時代正處于早期階段或者發展初期。但是方向已經非常明確了，盡早從政府角度制定規劃，會對我國信息化建設以及未來產業有重要的作用。”

遺憾的是，孟樸所在的工信部電信經濟專家委員會至今沒有把大數據列入會議討論的日程。2013年第二季度會議的討論議題是混合制經濟、虛擬運營商與電信運營商的關系，之前所關注的問題是寬帶、資費、電信改革等問題。最令他著急的是，目前尚沒有聽說那個部門著手研究或者制定大數據的國家戰略。

為此，記者向工信部新聞處申請采訪楊學山副部長，2014年5月8日他曾在清華大學大數據時代高端論壇發表“求真務實、凝聚合力、搶抓大數據發展機遇”的演講。楊學山演講時說道：“中國兩百年來在物理領域的競爭落后了，在IT領域的競爭，直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們希望在數據領域的競爭中，即使我們現在落后，我們必須承認，但是我們在今天和現在抓住這個機遇，能使我們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

楊學山講演的題目使用了一個動感很強的“搶”字引起記者的關注，這也是目前為止中國最高級別的官員公開專題談論大數據。為此，記者希望向工信部求證：目前中國“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已經進入前期研究階段，關于大數據的國家發展戰略是否應列入工信部的研究。特別要提到的是，2008年3月國家大部制改革不再保留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根據《國務院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信息產業部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的職責，統一納入新成立的“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的具體工作由工業和信息化部承擔。

根據工信部的安排，工信部負責大數據問題的軟件司汪存富博士給記者打電話。汪存富在電話中對記者說：目前我們正在做有關大數據的前期研究，主要是思路性的，可能會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議，但是并沒有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當記者提出是否可以進一步了解的時候，汪存富回答，在這個議題沒有上部長會議之前，不方便接受記者的采訪。至此推斷，目前尚沒有機構牽頭就中國大數據的國家戰略乃至發展規劃做前期研究。

2014年5月17日，記者參加世界電信和信息社會日的會議，其主題是“寬帶促進可持續發展”，顯然這是國際電信聯盟為發展中國家設置的議題，因為“寬帶戰略”在發達國家已經推演了近十年。而中國于2013年8月17日由國務院發布了“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方案，寬帶首次成為國家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意味著“寬帶戰略”成為國家戰略。

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在電信日的會上透露，目前，中國“固定寬帶接入用戶達1.96億戶”，“固定寬帶接入速率持續提升，8M以上寬帶用戶占比達25.7%，4M以上農村寬帶用戶占比達64.3%。這是相關部門連續3年組織實施“寬帶普及提速工程”和“寬帶中國專項行動”的結果。而此時，91%的美國人已接入下行速度超過10Mbps的有線寬帶，81%的美國人正在使用相近速度的移動無線寬帶。

從目前政府就有關應對大數據挑戰與應戰看，似乎只有“搶”的意識而沒有“搶”的行動，我們是否已經為“抓住機遇”做好準備了？我們能否在大數據時代讓自己“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

企業界與學術界顯得分外焦急。2013年9月30日，百度CEO李彥宏一再堅持為包括習近平總書記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介紹大數據；今年兩會期間，李彥宏、雷軍等政協委員的提案就是加快實施大數據的國家戰略。李彥宏認為，大數據時代已經來臨，大數據不僅是互聯網企業的事，更應是國家的事，要從國家層面發展大數據，實施網絡安全與信息化戰略。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管理學部馮芷艷處長向記者介紹，她正在組織有80多位多學科科學家參與的有關大數據基礎研究的課題申請，這將是一個重大項目群，申請資金2億元，涵蓋商業領域、公共管理領域、經濟領域以及信息科學， 研究范圍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包括醫療、教育、金融、商務、環境等領域。“我們也是希望在大數據研究中包括著國家的安全戰略。”馮芷艷說。另外，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在5月份已經提交“國家大數據戰略”項目計劃。

“大數據是一場革命，它對現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影響是顛覆性的，這也許是目前正在進行的科技革命的新的發展階段，也許甚至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前夜。只有將大數據的重要性放到如此的高度，制定大數據發展戰略的重要性才能提升至國家層面。要在發展目標、發展原則、關鍵技術等方面做出頂層設計和規劃，這個規劃要涵蓋大數據產業生態環境建設、行業標準制定、核心技術突破等。將大數據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我國才能在這場技術革命中爭取世界領先地位。”孟樸對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