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鏡門”為人們反思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提供了一個范本，斯諾登潛逃、引渡以及政治庇護這樣的情節增加了戲劇性，卻無礙于反思這個問題的內核。

“謝謝你，斯諾登！”臨近感恩節，一個自由組織為感謝斯諾登公開美國監聽秘密，特地在華盛頓的一輛巴士上打出這樣一幅致謝的廣告。

從2013年6月初，斯諾登揭發美國的“棱鏡門”事件，到九大互聯網巨頭卷入美國監控全球互聯網計劃，再到斯諾登到俄羅斯尋求避難，最后到美國政府斡旋大數據監控是為了所謂的“反恐”。從純技術角度來看，“棱鏡”是一個典型的通過分析海量通訊數據獲取安全情報的大數據案例，但它也引發一個重要的思考：大數據時代，個人隱私該何處安放？

根據斯諾登提供的信息，美國國家安局擁有的正是一套基于“大數據”的新型情報收集系統，這套名為“無界爆料”的系統，以30天為周期，可以從全球網絡系統中接收到970億條訊息，再通過比對信用卡或者通訊記錄等方式，能幾近真實地還原個人的實時狀況。

“棱鏡門”為人們反思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與公共安全提供了一個范本，斯諾登潛逃、引渡以及政治庇護這樣的情節增加了戲劇性，卻無礙于反思這個問題的內核。

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斯諾登已經被“臉譜化”，一方認為他是公眾隱私權的捍衛者，是自由的守護者；一方認為他是叛國者，是雙面間諜，應該被引渡回國接受審判。當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誰是英雄，誰是罪犯，也會慢慢浮出水面。

震驚源于“小數據”思維

“大數據”基礎已完備

“斯諾登事件讓我驚訝的不是‘棱鏡’計劃本身，而是如此眾多的社會大眾還是小數據’思維，對這個計劃如此驚訝。”這是《大數據時代》一書的作者之一邁爾·史恩伯格在香港大學的演講中，對此全球性事件的反應與感慨。

的確，對當今全球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大數據”還是個相當陌生的概念，甚至還未曾聽聞，事實上它已悄然而至，從微觀到宏觀，從商業到政治到軍事，鋪天蓋地，無所不在。斯諾登揭露了“棱鏡”，“棱鏡”揭示了“大數據”。

就商業用途而言，今天的谷歌、微軟、惠普等，已完全可以通過它們掌握的數以百萬計、千萬計甚至億計的數據，經由“超級計算”，準確推斷消費者的習慣、電影的票房、流感疫情的發展趨勢。商業如此，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用途和潛在利益當然也不遑多讓。

這就是“大數據時代”。

“大數據時代”建立在三個基礎之上：一，數以億計的人們，無時無刻，不知不覺地在生產大量數據，每一個人在每一時間每一地點，那怕是一個最不經意的微小行為，就是一個數據。所以，合起來，就是海量的數據。二，數據雖已產生并存在，除非把它“上窮碧落下黃泉”地全數搜集網羅起來，否則沒有意義，這就要靠像“棱鏡”一樣的網絡技術。三，最后一步，就是將海量的數據以超級快的速度加以歸納、計算與分析，這就靠一代又一代推陳出新的超級計算機。第一個基礎是從來就有的，現在，加上了第二與第三，我們就進入到了“大數據時代”了。

被手機“出賣”

沒有什么與隱私無關

電子科技大學互聯網科學中心主任周濤曾經介紹過2013年公開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某個手機用戶只要曾出現在4個基站的服務區，利用大數據模型，研究者就能把他從百萬用戶中區分出來，識別他的身份，準確率為95%。此文發表在《自然》出版集團的學術刊物《科學報告》上。

結論就是，別讓我在4個基站看到你。

周濤是暢銷書《大數據時代》的中文譯者。他表示，大數據的“1.0版本”僅僅是分析那些與目標有直接相關性的數據，但到“2.0版本”后，大數據更關心“數據的外化”，也就是將更多看似無關的數據納入視野。

周濤本人也正研究如何通過大數據識別個人信息，通過分析一個人某段時間的GPS定位數據，就能知道他的性取向：“瞞了家人幾十年的秘密，也許一個手機軟件就能出賣你。”

無論是“4個基站”，還是“手機與性取向”的研究，都表明一個事實：通常被認為與隱私無甚關聯的信息，在大數據時代都將發生質變。周濤透露，國外科學家已經建立了模型，通過分析人們在Facebook上的行為，也能判斷他的性取向，所需要的只是用戶添加的“喜歡”或“不喜歡”標簽，大約需要100個。

周濤強調，他的研究被置于嚴格的監管之下，而且是基于同性戀者自愿提供的信息，并不侵犯隱私。但是否每個大數據從業者都如此遵守規則？

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萬巖說，她曾對自己的學生做了一個問卷：公開自己的信息從而得到更有針對性的營銷，或是嚴格保護隱私但必須自己動手搜索商品，你會選哪一個？學生們的回答大致是50:50。

普通人對網絡隱私的態度，也許還很有寬容度，他們必須接受，或者說忍受一個事實——大數據時代，人就是透明的。

正如《紐約時報》所說，斯諾登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因為他使人們看到了，像美國這樣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和情報能力的一個國家，他們會以什么樣的方式來竊取全世界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