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斯諾登在俄“安居樂業”，“棱鏡門”事件逐漸淡出人們視線。但是，由此引發的數據隱憂卻引人深思。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大數據”與情報緊緊掛靠在一起。今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啟動“大數據研究與開發計劃”，旨在提高從“大數據”中提取情報的能力。美國國防部亦宣布投資2.5億美元啟動“大數據”研發計劃，輿論稱此舉為“重新定義軍事情報與贏得戰爭而進行的一場豪賭”。

一般而言，數據集合的容量要超過萬億字節（TB）甚至千萬億字節（PB）級別才被視為是“大數據”。在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現有的數據處理技術已經明顯落后于數據本身的發展速度，而這種矛盾必然給情報工作帶來巨大挑戰。

先進的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的大規模部署和應用，使得部隊能夠獲得前所未有的態勢感知能力。但是，“大數據”的出現卻加劇了信息過載問題，前端部署的先進傳感器數量越多，最終涌入后端分析部門的數據洪流就越難以應對。美軍將這種困境形象地描述為：情報分析人員處理軍事情報信息就像從打開的高壓水管中喝水一樣困難。曾任美軍參聯會副主席的詹姆斯·卡特賴特曾表示，美軍一架“捕食者”無人機一天所搜集的視頻數據就需要19名情報分析人員來處理，足見數據分析的難度要遠遠超過數據獲取。如今，美軍在阿富汗部署的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每天獲取的數據量就超過了53TB，而其中真正被有效分析的數據比率卻不高。

情報工作領域的“大數據”往往來源多樣，連續不斷產生，而且處理時間不易同步，這些因素必然導致情報數據的價值含量變低，提取難度加大。比如，部署于邊境地區24小時不間斷運轉的監控設備，其攝錄的視頻數據中可能只有幾分鐘甚至幾秒鐘真正具有價值，而單純依靠人工挑選這些信息無疑事倍功半。美國國防部高級項目研究局執行主管凱哈姆·加布里爾認為，使用現有技術處理“大數據”猶如“大海撈針”，他說：“假如1加侖的水代表1比特的信息，那么整個大西洋只能存儲全球2010年生產出來的信息，而使用現有技術系統從其中提取特定信息的難度相當于在浩瀚的大西洋中找到1只容積為55加侖容量的木桶。”因此，現有數據挖掘、檢索、篩選、提取、分析的技術實際上已無法滿足“大數據”時代的信息處理需求，主要情報強國已經開始研發高度智能化、自動化、能夠實現人機交互的新型技術系統，以提高處理情報數據的效率。

與作戰行動支援密切相關的情報數據往往關乎部隊的生死存亡，如果不能在合理時限內將其生產為情報，那么，隨著情勢不斷變化，原始數據就可能失去應有的價值。因此，情報的價值轉化效率是衡量信息化條件下軍隊戰斗力的重要標準之一。如今，情報與作戰一體化已經取得快速進展，在某些作戰行動中，無人機已經可以對實時偵察捕獲的重要目標進行“發現即摧毀”式的精確打擊。但是，全方位構建信息化條件下遂行聯合作戰的“偵打一體”體系，必須以各類原始數據能夠被及時、快速、準確地生產為情報，并提供給所需用戶為前提。如果現有情報能力無法應對“大數據”洶涌而來的負擔，必然會造成情報價值轉換效率降低，直接影響到作戰部隊的戰場態勢感知、信息攻防以及應急反應能力。針對這種挑戰，美國國防部在其“大數據”研發計劃中提出了“從數據到決策”的理念，核心思想就是對情報工作流程進行革新，使情報的前端和后端合為一體，與作戰流程無縫鏈接并相互驅動，從而實現體系化的“從傳感器到射手”的革新。